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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丰1943(癸未年)发生大饥荒的那些事

  • 2016/5/17 13:21:39
  • 来源: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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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3年(癸未年),陆丰县(含现在的陆河县)等粤东地区爆发了以旱灾为导火索的特大饥荒,受灾之严重,死亡人数之多,历史罕见。据后来统计,当时陆丰全县总人口50.52万人,饿死11.71万人,加上逃荒未回来(许多死在外地)的1.67万人,总共饿死13.39万人,占当时陆丰全县总人口的26.6%。其中亡丁绝户的有9269户,散掉57个村庄。灾情如斯严重,甚至连“惨烈”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其惨。至今记述之,仍倍感胆寒心惊。

这场恒古未有的空前大灾难,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。首先当时正处于八年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,海陆丰等粤东沿海地区受日寇占领或封锁,物资匮乏。其次,1942年(壬午年)秋季,陆丰县各处突然爆发大规模的“虫灾”。这些害虫昼伏夜出,到处啃食禾苗,多的每株禾苗竟有数十只,吃得苗枯叶槁,所到之处,几成一片精光。少数存留的禾苗,等到扬花出穗之时,又遭七天台风袭击,狂风暴雨之下,几无完稻。结果,等到是年秋收割稻谷时,水稻多属白穗,未结谷子,邑内农人,普遍歉收。

次年(1943年,癸未年)春,陆丰等地又普遍遭受极其严重的春旱,长达数十日滴雨未降。而且,旱的时候刚好又是春耕时节,所以使农作物的种植深受影响。再加上本地的地主、奸商操纵粮食买卖,囤积居奇,致使米价一涨再涨,一天数价,高的时候,数十倍地涨。民众为了活命,纷纷拿出家中值钱的东西乃至土地去换粮食。饥荒严重的时候,甚至出现一亩耕地换半升米的现象。当时的地方政府赈灾不力,也是酿成此大灾难的一大原因。可以说,是兵灾、虫灾、风灾、水灾、旱灾乃至人祸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,造成了这场空前大劫难。

结果,1943年(癸未年)正月还没过完,民众家中的大米、番薯等粮食就已经吃完了,于是开始闹饥荒。有些醒目的民众,见机不妙,就拖家带口逃往长乐(五华)、江西、福建等地,先后北上避难的有十多万人,其中有不少人死在逃难的路上。当时,粤赣当局曾合组“赣省救济粤东移民委员会”,专门登记、收留入赣粤籍饥民,接续灾民。

留在本地的民众,大多勉强支撑。灾民们开头吃米糠(吃多了拉屎不出),接着是野菜树叶。如猴头、山苍计、马甲头、赤结、番薯叶、番薯藤、黄麻叶、土伏苓(硬饭头)、羊古树叶、香蕉头、马苋菜、山芋叶、盐霜柏、柿子叶、尖规菜、刺苋菜等。山上野外生的长的,只要是能填肚子的,都被弄来充饥。由此造成水肿病多发,饿殍满地。

大饥荒之下,有些家庭全家饿死,成为“绝户”。许多村庄十室九空,饿死的人非常多。有些人头天还去帮忙掩埋别人,次日自己也饿死了。不少人死了,家人无力埋葬或家人也已饿死,多由本地善堂(旧时的民间慈善机构)收葬。多的善堂,曾一日掩埋上百人。有的义冢,一座掩埋上万人,人称“万人坟”。待到当年六月新米上市,有些饿得太久的人,又因为一下子吃太多,给撑死了。而且此时有不少民众多患疴症,水肿并发,于是又死了不少人。由于此次饥荒造成的妻离子散,家庭破碎的,数不胜数。有的饿了卖儿女;有的卖妻子;为了饱肚而出卖肉体的也甚多,甚至还出现了“卖人肉”、“吃人肉”的人间惨剧。

笔者外婆(生于1931年)是一个童养媳,时年仅十二三岁。据她回忆,当时她带着小叔子(我外公的弟弟)四处去讨饭,后来这位堂外祖父饿死在讨饭的路上。数十年后,外婆口述说,这位年仅八岁的堂外祖父,当时饿得皮包骨头,浑身没有半两肉,嘴里老是喊饿。另据笔者表叔廖少红讲述,笔者奶奶的父亲(外高祖父),也是在这一年闹饥荒的时候饿死的。

当时,粤东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省,不止陆丰一县受灾,周边的海丰、惠来、普宁、潮阳、揭阳(含现在的揭东、揭西)等县也受灾严重。加上陆丰,上述这粤东六县共饿死五十多万人,其中陆丰是最为严重的之一。另台山、恩平、蕉岭等县也受灾严重。据资料显示,当年广东全省“受旱死于逃亡、饥荒的达300万人,约占当时人口的10%”。如此惨状,可以说是吾粤恒古未闻的大灾难。

时至今日,尽管时间已经过去整整70年了,但是老一辈陆丰(含陆河)人每念及此,或听到“癸未”二字,仍为之色变,心有余悸,可见当年这场灾荒之惨烈。今天,记述这段历史,是为了不忘却这段历史。值此70周年之际,谨以此文,悼念死于1943年“癸未大饥荒”的所有亡魂。

罗炳筹整理,转载陆丰宣传文化网

民国三十二年(1943年)农历癸未年,是陆丰有史记载的最严重的饥荒年。

一、原因

l、陆丰县是历史上的缺粮县,在正常年景下,还需进口大量的“洋米”,才能保证陆丰人民不受饥饿。一九四一年,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,进占香港,对大陆实行封锁.海运断绝,“洋米”不能进口,这是造成大饥荒的前提。

2、民国三十一年(1942年)农历七、八月间,连续两次遭受水灾和潮灾的袭击,九月底晚稻将近收成,又普遍发生剃枝虫为害,部分水稻失收,晚稻减产,粮食缺欠更加严重,一九四三年春节过后,荒情便露头了。

3、春旱严重。一九四三年农历三月到五月,有的地区旱了70多天,有的早了40多天,大多在关键月份早了两个月。春收作物减产,在全县五十一万多亩耕地中,有二十四万五千多亩丢荒,占总面积百分之四十八。

4、地主、奸商操纵粮食,囤积居奇,有的甚至积压不粜,米价一再猛涨,碣石镇在农历二月,每升米(注: 2.8市斤)30元(当时货币,下同)。三月中旬40元,三月二十日上午48元,下午涨至60元,五月份达到105元。最后是市场无米出售。是不是粮食全完了?不是。据记载,碣石镇十九户大户(地主、资本家)囤积稻谷430n多担,番薯1200多担,直至新谷登场,番薯烂掉了。东海有一资本家囤积在米店里的大米80担不粜。饥荒过后,白米变成“黑米”(霉烂了)。更严重的是,县长左新中参与奸商把陆城的5700担粮食雇民船从螺河运往外地,造成粮食供应更加紧张。

5、伴随大饥荒而来的瘟疫——霍乱。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。

二、惨况

县内城镇和农村随着荒情的发展,绝粮户越来越多。开头吃米糠、瓜菜、接着是野菜、树叶。如猴头、山苍计、马甲头、赤结、番薯叶、番薯藤、黄麻叶、土伏苓、羊古树叶、香蕉头、马苋菜、山芋叶、尖规菜、刺苋菜、桃密叶、猪母菜、大豆枝、大豆壳、海草等,只要能填肚子的,都用作充饥。

为了生存,饥民们不惜把自己家中所有值钱的财物,廉价抵换粮食。

东海一亩耕地换1.5斤米。

甲东一亩耕地换1斤红糖。

旱田一斗种耕地换1斗谷。

东海、甲东一间房子换10斤番薯。

湖东一间房子换l升米。

早田一问房子换70斤番薯或2.6斗谷。

东海一张眠床换2升米。

甲子一张眠床换l升米。

南塘一件棉被换1.5筒乌豆(筒即半升,约1.4斤)。

大安一件棉被换5合米。

东海一件新衣服换半斤乌豆。

湖东曲清村贫农卓阿想,一家3人,把1斗8升种的耕地,以1升乌豆为价,换给地主,地主拿到契约后,连一升乌豆都不给,经几次求情,才给5合乌豆。等乌豆拿回家时,家里两人已饿死了。

据不完全统计,全县出卖耕地的有38800户,84400亩;卖房子的有12300户,15300间,离妻的8710人,卖儿子的8760人。逃荒到江西、五华等地的人一批接着一批,无法计算人数。

农历二月起,沿海地区开始饿死人,到三、四月份,平原、山区普遍饿死人,饿死的人数越来越多。据统计;当时全县总人口是5052002人,死了117100多人,加上逃荒没回来(大多死在外地)的16760人,总共133900人。占总人口的26.6%。其中:绝户的有9269户,散掉57个村庄。

主要灾区的几个统计数字:

湖东当时总人口26700多人,死了12880人,占总人口的48%;而港内渔民4400人,竟死亡3800多人,占总人口87%;长湖村1880人,饿死了1418人,被地主、渔霸打死的23人,外出逃荒39人出卖小孩55人。

碣石镇当时总人口 27000人,死了11190多人,逃荒外地649人,离妻卖子889人,绝户的864户,4980人;沙井居民区423户,总人口2160人,饿死1300多人,绝户的59户;全镇搬运工人297人,饿死了169人。

甲子镇当时总人口42000人,死了19000多人,绝户的1300多户。其中港内近万人的渔民中,死了7600多人,加上大批逃荒,饥荒过后剩下800多人。有人形容荒年人口大减是“去七留三,存对半,又加五折”。

甲东当时有26300多人,死了13400多人,外出逃荒的2970多人(荒后没回,死在他乡的有1240人),在新兴大队范国内原有518户,2850多人,饿死2250人,绝户312户,吴亚受一家有50人,死存1人。新乡村原有180人,死亡、逃荒的有174人,灾荒后存下6人,他们便迁往他处,这个村也就散掉了。

县城所在地东海镇当时有18900多人,死了9100多人,占总人口的49%。粮产区的博美镇也饿死7000多人。山区的水东区死了2580多人。

在那灾难的岁月里,湖东、甲子、碣石、碣北、东海、大安、乌坎等地都曾出现“人吃人”的惨状。湖东镇有9个杀人卖肉的流氓,先后杀掉48个小孩。碣北新酉村有个叫吴哺的女流氓,先后杀掉13个小孩和一个气息奄奄的青年。

三、血泪纪实

据参与收尸的善堂人员回忆:

湖东善堂的陈坚说:“湖东镇每天都有许多人饿死,我亲手收尸1000多具,最多一天收了100具。从日出抬到日落,抬走一个,倒下的又几个,越抬越害怕”。

碣石镇有“信登”和“同德”两个善堂。信登善堂的蔡宗藩说: “信登善堂在那一年的头六个月里,共收尸.4000多具,开头是死乞丐,接着是渔民、居民,死亡逐月增多。二、三月份还有棺材收埋,四月份棺材不够用,一部分用草席,到六月份,连草席也用光了,只好赤身埋(裸葬),几具尸体埋在一个穴或一条沟里。死人少时,还能及时收埋,死的人多了,善堂里的20多个工友忙不过来,往往有的已经发臭”。

甲子镇后人为死难者建立公墓。碑文上有这样记载:“全镇遭难死亡者近二万人,其中全家俱没者千余户。成万渔民死亡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。由公众营葬,即现在累累在此墓者一万三千多人。”俗称“万人坟”。

湖东镇后人也为死难者立碑建公墓。其中有一段碑文是:“盖当癸未(注:1943)年,适逢中日战争踏入最后阶段,烽火连天,战祸所及,交通梗塞,海寇乘机抢劫,湖东海解之地,索称缺粮,且时逢苦旱,野绝青草,纵有金钱,何由获食。当此之时,天灾人祸,重重惨迫,以致全镇人口一万零丁,遭饿死七千余人,通衢大巷,尸骸枕籍。当时人穷财尽,死者潦草收埋,一经风雨侵袭,暴露原野。读古人诗:

‘雨淋白骨血染草,月冷黄昏鬼守尸’。想当时情况,有过之无不及也”。

(根据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印的《陆丰今昔两早年》及有关公社(镇)汇报资料整理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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